星球城市化下的操作性景观——富勒地图、人居学与基础设施
1. 引论
1963年7月，34名来自世界各地的学者聚集在爱琴海的一艘游艇上，在历时七天的旅途中，他们畅谈城市化时代的人类所遭遇的各种危机，以及解决危机的出路。这次旅行的召集人是希腊建筑师道萨迪斯（Constantinos A. Doxiadis），此时他已经主持了多项希腊的战后重建计划，创办“雅典技术组织”（Athens Technological Organization），并担任《人类聚居学》（Ekistics）杂志主编。在旅行即将结束时，学者们汇聚在宗教圣地提洛岛的古希腊剧场，一致同意在每年的七月持续召开论坛（Delos Symposion），并签署《提洛宣言》（Declaration of Delos），以应对困扰整个人类的城市化问题【注1】。（图1、2、3）
图1 第一次提洛论坛的《提洛宣言》来源：Constantinos and Emma Doxiadis Foundation
图2道萨迪斯（Constantinos A. Doxiadis）来源：https://www.pinterest.com/pin/428686458257482268
图3 登上1964年《时代》杂志的富勒 来源：《时代》杂志档案
在论坛后的回顾文章中，道萨迪斯写道：“电子时代及其巨大的通信速度创造了一种‘内爆’而非‘外爆’的状况。技术时代延长了人的身体感官，电子时代现在正在扩展人的神经系统。”他认为由于通信网络的发展，整个地球已经被压缩为一个村落，即“星球城市”（Ecumenopolis）。旅行团成员美国工程师巴克敏斯特·富勒（Buckminster Fuller）为《提洛宣言》作了如下定性：“宣言中没有任何模棱两可的词句，并接力传达了每一个人的声音……在这个剧场我们希望我们的宣言被世界每个人听到。”与道萨迪斯持相似观点，富勒乐观地认为交通与通信基础设施大大缩短了世界的物理距离，一个公平世界的敌人是失能的政府，只有基础设施技术能够高效地管理公共资源的分配方式，从而永久消除饥饿与贫困。
富勒是道萨迪斯的铁杆好友，也是提洛论坛的重要创始人。在富勒的空间哲学里，存在一个自由、平等而又抽象的“世界人”，他的所有发明都是为了世界人的福祉。富勒预期，通过高效的利用资源，1970年世界将消灭饥饿、贫乏与战争。虽然他因多项惠及全人类的发明获得无数赞誉，然而终其一生，他并没有等来这样的理想世界，人类也没有足够争气，以变成他所想象的“世界人”的模样。也约略从1970年开始，列斐伏尔等马克思主义城市理论家开始批判以富勒为代表的技术决定论者，并指责他们忽视真实世界中复杂的权力关系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无所不在的控制。然而技术决定论并未丧失其生长土壤，在21世纪的人工智能与元宇宙技术所带来的思想潮水冲击下，人际关系与其物质基础——城市，依然在媒介化的道路上一路奔袭，城市理论家尚未进入所谓技术决定论的内在矛盾深处。那么，游牧于宇宙的“世界人”是否存在？基础设施能否更高效的分配资源？媒介的发展是否已经将整个人类世界纳为“内部”？道萨迪斯与富勒的预期究竟错在哪里？
2. 富勒地图与世界公民
富勒是1967年蒙特利尔世界博览会美国国家馆大玻璃穹窿的设计者，他在1964年登上《时代》杂志封面，是美国家喻户晓的文艺复兴式人物。他出生于19世纪末的新英格兰，曾就读于哈佛大学与美国海军学院，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担任军事工程师，后在不同的大企业任技术人员。富勒成名于他在1940年所成立的戴美克森公司【注2】，该公司从事从汽车、住房、到结构体乃至所有空间解决方案的全体系设计。此时他刚刚发表了《九链通月》（Nine Chains to the Moon）一书，已经小有名气。
戴美克森地图（Dymaxion Map，后称富勒地图）是富勒一系列发明的集大成者。在富勒发明正多面体投影地图之前，世界地图普遍采用墨卡托投影的绘制方法。为了获得相对精确的地图，圆锥地图法也一度使用，有些地图绘制者甚至凭审美偏好主观修正变形严重的部分。富勒认为这些地图都无法解决变形问题，而且扭曲了人类对世界的认知，地图已经沦为统治者制造唯我独尊幻景、钳制民众思想的工具。在没有计算机乃至计算器辅助的年代，富勒采用手工绘图方式，将地球表面投影到正二十面体的每个等边三角形上，并通过寻找陆地的相对几何中心，将正二十面体分解摊平。在正二十面体投影的基础上，富勒尝试将每个三角形进一步分解（但已经不是正多面体），以最小化地图的变形。富勒将这一地图绘制法称为戴美克森地图（Dymaxion Map），作为其戴美克森发明系列的一员。
富勒地图创造了一种全新的观看世界的方式，它改变了地图影响下的空间认知心理。首先，它消除了墨卡托地图的巨大变形，在球面向正多面体的投影过程中，地图的变形与准确度损失极小，原来被“放大”的北方国家回归到了应有的尺度。其次，它创造了一种去中心化的地图绘制方式，既有的南北方、东西方、陆地与海洋的二元秩序也模糊了。最后，它展示地球的海陆拓扑关系与可能迁徙路径，为历史解释与军事行动创造了新的条件。比如，在人类历史的解释方面，富勒采用以南极洲为拓扑中心的地图，论证了南极洲是古代的快速航路，人类历史上很早就利用南极洲周边洋流进行远洋贸易与迁徙。在军事行动的决策方面，富勒发现戴美克森地图的陆地几何中心位于当时苏联的伏尔加格勒，从该处到各个大洲最远端的距离相等，后来情报证实了该处是苏联的导弹发射中心。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富勒还向美国军方建议联合苏联从东部反攻纳粹德国（而非从西部沿岸登陆），这一军事计划虽未获得采纳，但是后来从德国方面获悉，如采用该计划，纳粹德国将更快溃败。（图4、5）
图4 富勒基于正二十面体的戴美克森地图 来源 https://bostonraremaps.com/
图5 富勒的从微观到宏观的多尺度技术体系 来源：根据资料自绘
在富勒地图被广泛应用的同时，富勒的整个发明体系也趋向完整，他的戴美克森体系包括私人汽车、从1950年到1960年代，富勒曾多次访问普林斯顿大学，他在普林斯顿留下了一系列讲演，其中的主要部分被辑录为一部题为《世界人》的讲演录。在讲演录中，富勒解释了他对“世界人”的看法，他认为现代基础设施技术已经抹去了人类身上的地区身份，地球已经成为一艘航行在浩渺太空的宇宙飞船，地球表面已经没有人类世界的“外部”。他希望去研究人类世界抵抗“熵”的途径，并为实现这些梦想而努力，因此，他不太愿意被称为建筑之王，而更愿意被称为建设宇宙之王，这并不意味着它要代行造物主的权力，而是表达他对宇宙与人类的普遍行为方式的好奇。富勒本人就是世界人的代表，他在全球飞行，自认为无国籍的世界公民，他佩戴两块手表，一块显示其办公室所在时区，另一块显示它所在的世界各地的时区。
从普林斯顿讲演辑录的《世界人》发表于1966年，他正无限接近他的事业顶峰，他的蒙特利尔美国馆将在第二年落成，这个巨大网格形穹窿是一个3/4球体，有20层楼高，外表面覆盖着透明的亚克力板，内部采用智能化的温度感应器与遮阳系统，整个结构体并不根据“图纸”建造，而是采用一种数学图表的方法（信息建筑模型的雏形）。富勒发现，既然穹窿可以实现对内部微观环境的控制与能源的高效利用，为什么不把整个城市都纳入到这样的穹窿里？富勒在美国各地建造了无数网格穹窿，甚至一度要把整个曼哈顿中城纳入一个大穹窿中，这个穹窿跨越22街到62街之间的区域，在中城上空制造一层半透明的云，其目的是让整个中城免受暴风雪与酷热之苦。这个看似荒谬的方案在1960年代并不是异想天开，能源危机下的西方已经处在生活方式崩溃的边缘，富勒的方案或许可为解决能源问题创造一种假设的路径，这个路径的前提是社会必须联合，科学必须压过政治，利益边界必须打破，富勒可能并未意识到这一前提的实现远比建一个一英里直径的穹窿困难。（图6、7）
图6 富勒设计的1967年世博会的美国馆大穹隆 来源：http:// www.archdaily.com/architecture-classics
图7 人类技术圈层的历史发展 来源：《宇宙中的人》（Man in Universe，1963）
1927年，刚刚开始其发明事业的富勒绘制了一幅名为“大气-海洋世界城规划”（意即人类共享同一片天空与海洋）的未来地球表面景观想象图，在这幅图中，人类完全实现了空中旅行的公共交通化，地球表面遍布各种垂直巨构以作为机场和中转站，为了实现各种距离的接驳，需在很多地理条件恶劣的地区（如格陵兰岛和亚马逊雨林）建中转站。为了实现这个全球一体的机场城计划，富勒逐步提出了他的“四维戴美克森住宅”计划，采用伞形结构组织预制装配单元，以在各种地理条件下快速建城，安置机场城所需的工作人员和旅客。出乎预料的是，这个计划竟然是富勒构建其未来王国的开始，富勒的终生都在为实现这个“世界城”而努力。
3. 人类聚居学
1938年的《九链通月》反映了富勒完整的技术观与世界观。在这本书里，富勒表达了对人类发展史中的各种阻力的痛恨，阻力就是各种不必要的浪费与摩擦，它使得资源无法被有效利用，而消除这些阻力的路径是建立一个全球统一行动的理性化规则与机制。《九链通月》强调传统建筑应该让位于基于“全球栖居服务网络”的现实，呼应了“大气-海洋世界城规划”中对人类联合行动的呼吁，即使这种呼吁看似不切实际，但是如果联想到此时富勒已经发明了独立供能的戴美克森住宅和以120英里时速行驶的戴美克森“房车”，就不难理解人们对一个前途无量的发明家的充分信任。
富勒并不亲近传统意义上的城市，他的世界人技术体系专注于对资源的分配利用方式进行重构，幼年在缅因州小岛上的生活令富勒对荒野有一种偏好，他对“城市”这一延续数千年的聚落形态保持着距离，并希望人通过技术系统，越过社会组织，直接利用环境与资源。而他的希腊好友道萨迪斯则是一位典型的城市主义者，他从1937年就担任雅典的总规划师，并是希腊战后重建的领导者之一。1957年，野心日趋膨胀的道萨迪斯将他所主编的《热带住宅与规划月报》改编为《人类聚居学》（Ekistics，希腊语意为聚落）月刊，这本杂志从一个设计公司内部通的简报，变成了一本向全球研究机构发行的学术刊物。道萨迪斯雄心勃勃，他意图利用自己在业界的影响力，推动一门新学科的发展。杂志延续了对热带（特指亚非拉地区，以与相对发达的北方区分）建筑的关切，但是将研究覆盖全球的建成环境 。
在提洛论坛前一年，道萨迪斯在《人类聚居学》杂志上发表了《星球城市：走向一种普适城市》一文。此文是作为建筑师的道萨迪斯对人类城市发展史的完整叙述。他将现代城市的发展归为四个阶段：动态城市（铁路时期）、都会城市（汽车时期）、都会群落（网络时期）与星球城市（完全城市化时期）。20世纪目睹了大都会集结成都会群落，若干大都会连为整体。而根据道萨迪斯的推测，人口在21世纪将到达490亿，此时高度发展的生产力几乎消灭了农民这个阶层，各种产品实现了按需分配，城市化地区将覆盖整个地球表面。星球城市与之前所有的人居形态的根本区别在于：星球城市的居民主体不再是人类与动物，而是机器。（图8）
图8 道萨迪斯想象中的2060年的“星球城市”（Ecumenopolis）来源：Constantinos and Emma Doxiadis Foundation
《人类聚居学》学刊与他所成立的一系列相关组织成为道萨迪斯建构其全球学术圈的平台。一年之后，富勒与道萨迪斯相遇于爱琴海的游艇上，同行者包括了人类学家米德、媒介理论家麦克卢汉、建筑理论家吉迪翁这样的声名赫赫的人物。1963年的富勒已经完成了《再无二手之神》的书稿，这是一本诗集，已经在与会的学者之间传阅。在诗集中富勒表达了对现存国家机器与其所利用的工商业统治术的批判，他将这种权力机制贬斥为“二手暴政”，而人类需要打破这种横亘于人与自然（真理与神）之间的障碍，通过科学与理性直接与自然对话。富勒的思想较少建基于实证基础，甚至连思辨游戏都很难称得上，但是他的这种激进的姿态为道萨迪斯的人类聚居学的建立提供了思想驱动力。
道萨迪斯的城市发展史论述具有更多的实证论据，他充分运用基于全球统计数据的图解来论证人类聚居方式的演进，以压倒性的数据与可视化分析夯实他的空间认知框架。他的人类聚居学包罗万象，强调把包括乡村、城镇、城市等在内的所有人类住区作为一个整体，从人类住区的基本元素（自然、人、社会、房屋）进行广义的系统研究。1965年，“网络”这一概念正式进入人类聚居学的研究范畴（原来更偏重物质环境），网络是调节物质要素的流动与分配的神秘力量，似乎所有的不公正的社会现象都能在网络的介入下解决。这是一个当代建筑学的标志性事件，也为后来人类聚居学在欧美的式微埋下了伏笔。
4. 后都会的城市革命
如果将道萨迪斯所组织的提洛论坛与国际现代建筑协会（CIAM）相比较，可以发现前者是由功成名就的学者、政府官员与专业领袖构成，这批人具有丰富的社会实践经验，与联合国等国际组织更是有千丝万缕的联系。而CIAM在初创时仅仅是由一群尚未占领主流话语的年轻人构成。CIAM的创始人吉迪翁在受邀参加第一届提洛论坛后，曾惊讶于与会者的权威性与多样性。提洛论坛一直连续召开了十二届，对城市学的发展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在1975年道萨迪斯去世后，《人类聚居学》杂志一直持续运作到2007年，在1987年还编辑了一期“中国人居”专刊。道萨迪斯的人类聚居学比CIAM的城市学主张要成熟不少，他的团队也充分掌握了当时已经涌现的新方法与新技术，在区域研究、多学科协同、前沿追踪与实践导向上更是具有压倒性的优势。然而，他虽然预言了星球城市化的必然来临，也为世界各个区域的城市化问题给出了相对精确的诊断，但是没有预计到欧美世界的大都会和都会群落的分异来临得如此迅速，而推动这种分异的正是网络媒介及服务型经济。他的城市发展趋势预测依然来自芝加哥城市学派的理论，即空间的需求与供应会在市场机制下达到一种平衡。他的星球城市预测在形式上押中了城市发展的趋势，但是却不能解释城市化区域内部日趋扩大的失衡状态。发达的媒介基础设施并没有联合起世界不同地区，却让每个个体放大了身份差异，并强化了互相之间的对抗。
1970年代，欧美大都市开始一波逆城市化浪潮，城市化与产业地理深度融合，城市空间如同机器一般分解为各具功能的部件。正如列斐伏尔所观察到的，产业化与城市化已经不分彼此，传统的城市中心解体，乡村变成了工厂城镇，因庆典集会而存在的市镇中心让位于购物广场，城市自身的发展进程被产业与资本的意志劫持。虽然产业化对延续千年的欧洲城市肌理破坏更甚，美国的现代都会也没有躲过产业的持续升级。美国城市地理学家爱德华·索亚捕捉到了这个趋势，他以洛杉矶所在的南加州为例说明新产业所带来的“后都会”（postmetropolitan）现象，即城市直接跳过了道萨迪斯所谓的“都会城市”与“都会群落”阶段，直接进入到一种离散、异质、无定形的状态。索亚认为后都会表现为六种典型类型：服务性城市、泛全球城市、无形城市、极化城市、监狱化的群落城市与拟态城市。
索亚对不同种类的后都会形态的观察并非原创，但是他首先揭露了产业化所形成的“不公正”（injustice）在空间上的表现，由于禀赋与治理差异的存在，不同国家、地区与社区的城市化进程不同步，“不公正”在全球各个尺度的地理疆界上广泛存在。索亚延续了列斐伏尔对产业化与城市化深度融合的论述，将空间的不公正归因为某种无法消除的地缘差异。但是索亚没有解释为什么基础设施的发展没有缩小这种不公正，甚至严重扩大了差异。索亚感知到了不同后都会形态后的产业转型力量，如服务经济、信息网络、文化产业、产业的地理迁移等等，也意识到了建成环境的相对静态与产业升级的急迫之间的矛盾。但是社区参与与治理的赋能未必能够抵抗产业转型的巨大动能，索亚对技术话题的远离让后都会理论缺乏与飞速发展的技术力量对话的可能。（图9）
图9 作为“后都会”的洛杉矶 来源：自摄
5. “扁平空间”后的操作性景观
后都会时代的城市状况并非洛杉矶所独有，它是“星球城市化”的一个侧面，即虽然整个地球表面已经实现了提洛论坛（Delos Symposion）所期待的地球村愿景，但是城市分裂为不同的社会功能并形成展开于地球表面的新生产关系，只要全球性的合作生产存在，这种因生产关系而形成的不平等就不会消失。更严峻的事实是，此时对人类社会产生关键影响的物质环境是机器所构成的操作性景观（Operational Landscape）。而传统意义上的人类聚落——都市与城镇，已经不是当代城市化的核心增长点。此时的地球村，被卫星与监控网络所包围，哲学家斯蒂格勒将其称为技术圈（technosphere），并且这一技术圈已经与人类与动物所在的生物圈（biosphere)合二为一。
人类学家拉金曾经对“基础设施”做出了如下的描述：1）基础设施是驱动物质进行运动的设施。它们的本体既存在于物，也存在于物的关系；2）作为物它们可以被感知，但是在聚焦物质的运动下它们会被视而不见；3）作为技术物，它们在长期的技术理论传统中被考察，但是基础设施的（物与关系）双重性令它的系统操作无法在物的视野中被理论归纳；4）基础设施与其他的技术体系的区别在于它们创造了其他物质运作的基底。
将空间扁平化的基础设施媒介终究需要一个物质化的技术体系。而任何物质技术系都是技术物的集成，它是一种分布在地球表面的社会资源，并不能逃离人类社会的竞夺与操控。
媒介技术设施永远无法将地球表面全部纳入其内部，这些技术网络的功能越是强大，就越是需要一个后勤系统（服务器、物流中心、能源工厂、垃圾场等等）来维持其运行。这些后勤系统构成无人之境，却占据巨大的地球表面。因为它们的主体是机器而非人类，它们在人类所有的城市形态传统之外，超越所有的建筑学、城市学乃至地理学知识。
结语：无人之境
1970年，富勒经历了人生中第三次转折，与前两次转折不同，这次转折似乎是为了应对世界正在发生的巨变【注3】。从1960年代开始，在大众媒介环境中成长的战后一代青年进入了公共舞台，他们追逐最先锋的技术与生活方式，对现代主义的理性城市大加挞伐，激辩全球环境危机，并以游行与示威的方式发出声音。富勒依然是这群青年的领袖，但是更激进的思想也渗透进来，正常的学术秩序被破坏。富勒认为这种失序是美苏两大阵营互相策动革命的产物，但是他没有意识到他自己的成功也是冷战助推的结果，他的发明的最大赞助人是美国军方。城市学的发展一日千里，而晚年富勒逐步脱离先锋思想浪潮的中心。富勒专注于整理自己的思想，他出版了《协同几何》（Synergetic Geometry），这是一本研究能量与数学关系的笔记。1979年，富勒访问了中国，他用整整三周访问中国各地，受到了极大的欢迎，他发现迫切进行工业化的中国急需他的理论滋养，他的《地球号太空船操作手册》成为中国科学界的畅销书。1983年，在获得总统自由勋章的数天后，富勒逝世于洛杉矶。（图10-12）
图10 《九链通月》封面
图11 《再无二手之神》封面
图12《地球号太空船操作手册》封面
在富勒的《九链通月》发表时，爱因斯坦也曾经为他背书。然而，21世纪的批评舆论普遍认为富勒是一个卖弄技术的江湖术士，弗兰普顿认为他是1960年代推广冷战意识形态的 “美式盛世的技术官僚”，并不值得太多关注。或许，一个没法从哈佛毕业的劣等生却获得如此多的荣誉，这不啻为一个笑柄。他的演讲也频频混淆科学、宗教与玄学，将1960年代的人们迷得神魂颠倒。他的曼哈顿穹顶如今看来就如同一个脱离真实社会的骗局。但是人们似乎没有意识到，如果富勒的穹顶在五十年后看来是一个骗局，为什么马斯克的星链（Starlink）与谷歌的智能城市（Sidewalk City）在若干年之后回望就不是骗局？精心构建的骗局与宏伟的实验计划并无明显的边界。
富勒乃至所有的技术乐观主义者，都忽视了百年来技术所服务的对象的偷梁换柱。技术扩张的意志已经盖过了人类世界（humanity）的自身诉求，或者后者已经并不能自由的决定其发展走向，技术所构成的主体已经混入人类社会，成为拉图尔所谓的行动者【注4】，甚至脱离人类社会，成为内尔·布雷纳（Neil Brenner）所谓的操作性景观。富勒希望人类可以脱离固化的物质基础设施而自由生活，脱离公路、脱离铁路、脱离供电与水暖官网，即使最无形的通信网络也要脱离。富勒所想象的人类世界是一个单子化的游牧系统（Atomized Nomadic System），富勒把国家、政府与机构当作阻碍人类理解并利用自然的障碍，但是他把人类最基本的社会性和他所痛恨的统治机器一并丢弃了。在后福柯时代，这种完全无视生命政治的理论无异于刻舟求剑。（图13-14）
图13 作为操作性景观的苹果数据中心 来源：https://www.pv-magazine.com
图14 作为操作性景观的京东物流中心 来源：https://www.payloadasia.com/
基础设施网络全覆盖的人类聚落是否能够成为人类逃离无所不在的监控与管制且自由栖居的乐土？单子化的个体如何维持最基本的社会活动并构建身份？这些问题也可以拷问马斯克的星链和扎克伯格的元宇宙，因为哪怕宇宙已经不具有媒介基础设施的外部，生命依然需要处理与其他生命形式的关系，而不论它的物质基础依然是碳水化合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