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4年，罗兰·巴特与一批法国左翼知识分子一起应邀拜访中国。在为期一个月的行程中，他以西方后结构主义范式对还处于文化大革命后期的中国进行了考察。他的《中国行日记》记录了当时中国极具共产主义意识形态的政治形式和视觉表征，例如在学校、工厂、广场和公园中观看到的被编排或自发的集体舞蹈。社会主义时期中国的热情澎湃却又极其冰冷的“集体舞”，被他称之为一种“被儿童化”的文明（infantilisation of civilisation）。 于此同时，他的观察笔记也描述了在集体主义主导的社会中已经开始萌发、不易察觉的个体意识。

虽然集体主义的时代似乎已经逝去，但它正以新自由主义的策略渗透在当代中国的日常生活中。在此过程中，舞蹈的表演性、社会性和现实意涵也在不断地被重新定义。笔者正在进行的“余兴派对（After Party）”研究计划，聚焦于后社会主义时期中国社会的美学政治与现代性，以艺术作品中的舞蹈性和身体性出发，通过其形式、身体、文化上的转译，来分析意识形态“控制策略”和个体意志“表达”之间的政治复杂性。

中国艺术家的艺术语言和创作语境变化伴随着中国社会极速推进的现代化进程，艺术家不断通过自身的感知、经验、视觉语言来与新的“集体性”进行对话。需要强调的是，除了新的对象，与在80年代活跃的中国艺术家不同的是，年轻艺术家同时面对着历史的距离、文化的杂糅和全球化背景下的身份焦虑。现代性启蒙的功能不再是中国当代艺术的主要功能，近年的讨论逐渐将现代性引入了更复杂和多级化的角度：2014 威尼斯建筑双年展中库哈斯“吸收的现代性”（Absorbing Modernity，2014）试图从国家建筑呈现现代性的多样性实践；“万物有灵”（Animism，2012）透露着人与物之间主体性的现代焦虑；乌尔里希·贝克提出的“第二次现代性”成为张晴与汉克（Henk Slager）“现代性3.0”展览的核心议题；2014年OCAT的“新作展#1”也是对中国当下现代性问题的阶段性呈现。这些展览都重新审视了现代性议题，并试图寻找艺术与现代性症结的交集。笔者的研究基于身体政治和齐格蒙特·鲍曼(Zygmunt Bauman)的相关理论：相较于其他社会学家将现代性作为一个历史和工业文明发展的必然阶段，鲍曼的“流动的现代性”则区别于“后现代”、“现代之后”、“第二现代性”或“超现代”。他强调现代性已从“固态”转变为“流动”，即不是在时间序列上对现代性的阶段性继承或颠覆，而是对现代性内核/内在动态性和碎片化属性的重新阐释。这种的流动性是自我推进、自我强化、强制性的现代化状态，或者说没有任何一种社会生活是可以持续不断的。

通过作品案例和对艺术家的访谈，本文分析了当舞蹈、表演性和身体作为新一代中国艺术家作品的议题时，它的对象、视觉语言和空间叙事方式的多样性。本文通过三个空间尺度（scale）——身体（个体）、城市空间、全球的身份——结合作品案例，试图去讨论全球化语境中的内在的主体性困境和现代性焦虑，以及舞蹈／身体经验的集体性在后社会主义时期的中国是如何被转化与变异，个体意志的抗争是否失效，以及在集体的狂欢后又是以何种方式再现。

1. 身体与生命政治

身体不仅是个体意志的一种外在表征，同时也作为一种社会化的“媒介”。 身体作为主体时，它的权力属性逐渐在社会生活中被政治化、被社会管理机制所内卷。在此过程中，它外延为一种 “生命政治”：被福柯视为“国家通过国家机器来管理国民的身体、健康、生育等关乎生命的事务。” 个体不再拥有主宰身体与生命的权力，身体被视为一种集体性的事务，国家治理技术的对象。这里涉及到的是新自由主义发展过程中的认识论转向：从经济生产过程的分析转向于对人类行为的内在理性的分析。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个体的人是作为生存方式、劳动生成关系的要素，逐渐转变为新自由主义市场竞争和被理性选择的主体。身体成为了“人力资本”，或是所谓的“经济理性人”。 阿甘本在《牺牲人：主权和赤裸生命》延续并扩增了福柯关于“生命政治”的讨论，他从现代伦理层面上去论证实施在肉体上的生命权力，例如大监禁、集中营，这些被生命权力的铭刻而丧失了身体主权的生命，被其称之为“牺牲人”：可能被杀死、但还没有被献祭的个体生命血肉。它描述了一种现代生活的悖论：个体生活在一种控制着一切个体构成的集体的“赤裸生命”的体系之中。 当个体走向集体时，不可避免地主体性丧失，一切私人生活都生命政治化。简而言之，生命政治的核心指涉的是政治对身体、个体生命对管理，以微观的政治来揭示人类生活中个体权力丧失。

Jen Liu，《The Pink Detachment》，2015，高清单频道录像。图片由艺术家提供。

生活在纽约的华裔艺术家Jen Liu的作品就试图从劳工议题来讨论新自由主义对人的身体的管制和功能化。在《The Pink Detachment》（2015）中她挪用了左派思想中的抽象概念和权力表征，将中国文化大革命时期的样板舞剧《红色娘子军》中的政治宣传、共产主义的符号被她设置在一个现代的虚构情境：原有舞剧中平民女孩投身革命事业的故事被改编为热狗加工厂中女性劳工的工作场景。在工业化的场景中，共产主义象征的“红色”被资本主义生产模式的“白色”所渗透，转换为新自由经济模式下象征对劳工权利剥削的“粉色”。它指涉了新自由主义在政治宣传和自由市场竞争二者看似矛盾，在个体层面并无二致的实质和弹性空间。通过粉色布景和机械生产对人的压迫动作，Jen Liu试图“从传统左派讨论的抽象框架中脱离出来，取而代之地以物质的形式去观看唯物主义的概念：矫饰的实质性图像、物件、道具、服装、具有直接指向性意义的姿势和肖像，为观者提供情感上和触觉上的路径。” 随着共产主义的失败、资本主义逐渐处于全球统治地位的社会形态、且无其它可供选择的路径之时，新自由主义以隐藏的市场竞争策略和复杂的管控结构来对个人进行操控。个人在秩序化的生产过程中，不再享有身体的主导权，功能和经济功能属性成为了其生命价值的实现主导方式。

2. 空间叙事作为再现的方法

单纯物质材料的组合并不能被称之为空间。在列斐伏尔的论述中，空间是被生产的。在现代化，或者更具体而言，城市化的进程中，发生在城市中的资本生产、交换、消费等社会活动塑造并改变着空间。 我试图通过三位艺术家作品中空间叙事的不同方法，即重访、再造和介入，来探他们是如何把个人体验、生命经验叙述和再现在一个现代化的历史语境中。

郝敬班，《正片之外》，2016，高清单频道录像。图片由艺术家及香港刺点画廊提供。

 在郝敬班的录像作品《正片之外》（2016）中，她小结了自2012年以来的《北京舞厅》项目的研究。她从北京现今的舞厅，追溯到1950年代和1970年代末文化大革命技术后北京的两次交谊舞风潮。在这件作品中，她通过发生在这些舞厅中的被政治向变化所包裹的个人生命故事的戏剧性，来去揭示历史宏大叙述中的缝隙。值得指出的是，在这件作品中，郝敬班的“重访”不仅是对他者生命故事的观看，同时也涉及艺术家对自身创作主观性的“重访”，即自我批评。这件作品是郝敬班《北京舞厅》项目一系列作品中曾被弃用的素材，或煽情、荒诞、唏嘘的个体生命史，也是个体生命史的切面，她称之为“无法介入的图像”。通过重新观看这些图像和背后的信息，郝敬班以怀疑主义的态度去呈现个体的主体复杂性和内向自我观看和自我批评。而在陈维的“舞厅／俱乐部”系列摄影作品中，再造的、虚构的场景传达了舞池中“忘我”状态的虚假感。陈维的摄影很显然受到了Jeff Wall“电影摄影”（cinematography）的事件性和戏剧性的影响。他通过搭建舞台式/电影布景、高度提炼、虚构情节来构造一个源于现实的场景，将在场感和封闭的空间性延伸至城市现代化发展中的空间政治议题。通过重现俱乐部中虚假的忘我场景，陈维呈现了一个介乎于现实和虚构、理性和忘我之间的极富表演性的灰色空间。通过再造1990年代中国城市化进程中建造的，而今被废弃的空间，陈维用人造的、不稳定的空间捕捉了现代生活中的焦虑和不安。相比郝敬班和陈维作品中相对显性的舞蹈主题，刘窗的录像《无题（舞伴）》（2010）则与空间政治的公共性和集体性更为相关。这件作品拍摄了两辆同型号的白色汽车以最低限速并列行驶穿过城市的过程。他们严格遵守了艺术家制定的规则，同时也具备合法性。当权力制度化的法律无法管控某些个体选择时，这件作品指出了权力机制最惯常地在媒体宣传上以道德、伦理的指控来实施多数人的暴政，以及权力管理是如何被渗透在日常生活的秩序和程序正义中。

陈维，《夜巴黎》，2015，摄影。图片由艺术家及香港刺点画廊提供。

刘窗，《无题（舞伴）》，2010，录像。图片由艺术家提供。

3． 全球化的身份流动

在上述艺术家中的作品内容中，或多或少都涉及到了全球化背景下文化传播：郝敬班所拍摄对象的交谊舞和记录的舞蹈伴奏都来自于是1950年和1970年传入西方的流行文化产品；陈维所关注的俱乐部场景，也隐含了西方摇滚音乐的传入中国和互联网时代的跨文化传播。我试图通过另外两位艺术家的作品，来讨论中国在全球化背景下个体身份的焦虑和诱因。

在香港艺术家杨嘉辉的《消音状况》（2014）中，有一件单独的关于舞狮表演。这段舞狮表演消除了伴奏音乐。原有的令人兴奋的击打声被去除，保留了那些平时被忽略的声音：表演者的呼吸、轻声的沟通和提示声、脚步声、以及狮头和狮身舞动的声音。这件作品在强调了被主旋律遮蔽的个体性的同时，也指涉了广东传统文化在香港文化杂糅和西方文化霸权的影响下的日渐式微。而个体的动作与声音并不是与主流绝对的二元对立，它恰恰是组成其完整性的不可或缺的部分。它牵引出了一个在普遍意义上主体性构成过程中的对立、妥协与协商的复杂状态。在曹斐的《谁的乌托邦》（2006）中，她则更为直接地将中国现代化过程中文化身份的失语归咎于全球化生产秩序中。曹斐在这件作品中拍摄了多位单个的中国工人在无人工厂、仓库中静止或舞动的场景，包括太极、孔雀舞、摇滚乐、流行音乐等等。珠三角区域跨国企业中工作的中国劳工，来自不同身份，遗留着不同区域的成长记忆和文化习惯。但在全球市场力量所带来的劳动分工，使这些中国流动人口在文化的重组中形成了一种新的经验。而这种人口迁移的文化经验是碎片的、混杂的，资本所主导的迁移使得他们参与到全球化市场的产业链中，却又只能以劳动和产品进行全球化的乌托邦想象。从个体到集体、从传统到现代、从北方到南方、从本土到全球，随着地理空间上的变化，个体身份在中国现代化过程中变得愈发流动和复杂。

杨嘉辉，《消音状况#2：消音舞狮》，2014，单频道录像。图片由艺术家提供。Photo Credit: Dennis Man Wing Leung

4. 结语

舞蹈是身体的运动，同时也是个体与社会化空间的互动。从身体、城市空间和全球化的区域流动三个空间尺度，个体不断走向集体和公共，它所面对的不再只是极权政治或国家机器的法制管控，更重要的是潜藏在生活惯性和经济生产秩序背后的日常政治。面对着中国城乡二元割裂、现代生活的城市化，主体性生存的困境不仅在于它的流动和脆弱状态，而更为需要警惕的是主体性缺失过程中的对象愈发隐蔽难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