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21世纪初至今，在经历反复的选址与漫长的基础设施建设后，国内几所主要的美术学院逐渐与城市政府达成共识。他们通过搬迁、新建，拥有了全新的校区。随着砼的尘埃渐渐散去，我们看到，美术学院已然被视为城市发展创意经济的战略性规划，替代传统的工业与制造业在郊区被实施。受到这种地理位置产生剧变的影响，与美术学院息息相关的艺术工作者，开始步入一个城市之中魔镜映射的中间地带——城中村。就此背景下，本文将主要对几所有代表性的美术学院相关建设，及其周边城中村之间的异托邦空间，做出初步的考证及概述。并希望以此来探究与思考当下美术学院中发生的诸多变化，与相关艺术工作者对城中村地缘之间所投射的特殊影响力。

1. 砼：美院新建设与艺术工作者的迁移

在此，我们可以再一次重返美术学院最初进行新建的热潮中去回想。2001年9月，中央美术学院花家地校区的新址作为国家“九五”期间重点文化事业建设项目落成并投入使用，率先拉开了美术学院进行新建搬迁的序幕。2004年，广州美术学院在广州大学城建成新校区，形成“一校两区”办学格局，美术学院开始被政府作为关注对象纳入大学城的进驻名单；随着2005年四川美术学院虎溪校区正式落户重庆大学城，南邻重庆大学，东北靠重庆师范大学，位于大学城中轴线上；这时，美术学院已经成为参与城市发展大学城的标配规划被实施。而接下来，几所主要的美术学院纷纷决定将校区进行新建与迁移。譬如：中央美术学院（后沙峪校区2005年），中国美术学院（象山校区2007年）,湖北美术学院（藏龙岛校区2009年）等。美术学院的新建设开始进入一轮空前膨胀的时期。

广州美术学院大学城校区

美院新校区的建筑体量得到了提高。例如，广州美术学院大学城校区占地面积414亩，约为老校区的2.8倍（老校区150亩）；建筑面积24万平方米（老校区8万平方米），是老校区建筑面积的3倍多。从中我们不难发现，美术学院如此热衷兴建新校区的背后，其最根本的目的，在于美术学院能够得到政府在建设用地上的福利支持，方便扩大校区的建制；与此同时，政府也希望通过美术学院在城市中的重新规划，促进偏远郊区地缘的创意产业与经济发展。这就导致了美术学院在城市中的地理位置，从城市中心区被逐渐迁移至城市郊区。以湖北美术学院为例，学院临靠着武汉的绕城高速，新校区与火车站等运输枢纽的交通距离，普遍超过了20公里。而艺术工作者与美术学院联系紧密，面对着美院在城市中已经发生的明显位移，他们又该如何抉择？

湖北美术学院在武汉中的位置迁移；四川美术学院在重庆中的位置迁移

一方面，以四川美术学院为例，2005年川美搬至重庆大学城内，新校区周边没有类似坦克库·重庆当代艺术中心、501艺术基地、102艺术基地等相关的艺术基建，并不具备老校区黄桷坪的艺术文化氛围，因此许多称为“黄漂”的艺术家并没有选择离开老校区。

另一方面，伴随着美术学院新校区建设的落成，许多美院的老校区都将整体迁至新校区进行学习。而之前老校区中的许多工作室，也随之限期搬迁或撤离。高昂的通勤成本与空间需求，使得与之相关的艺术工作者不得不来到美术学院新校区或是周边开拓新的生产空间。而郊区地域上优厚的土地资源与充足的空间大大优化了他们的生活环境与学习条件，为美术学院新建规划的进一步试验提供了可能。砼是混凝土的同义词，作为美院新建筑风格的标配。这其中，中国美术学院象山校区成为众多美院里运用清水混凝土建筑、融空间、绿化、自然环境于一体的代表。

中国美术学院象山校区

学院位于杭州西湖南部的转塘镇，校园用地环绕着一座名叫“象”的小山。是由22座建筑与两座廊桥的建筑群组成，建筑面积约15万平方米。同时，在建设规划中，校区明确契合了要建成符合教育旅游要求的园林式、开放式校园环境的目标。每到周末，无论是淘宝外拍胜地，还是周围居民小憩放松的公园，校园中每每总是游人交织，不免让人联想到相隔不远的宋城景区。可以说，建设在郊区地缘的中国美术学院（象山校区），与市区西湖风景区旁边的中国美术学院（南山校区）彼此呼应，两者都毫不夸张的成为了美院旅游景点中的“砼乐园”。

城中村的工作室

此外，砼还代表着与美院相关的艺术工作者被作为城市再生政策的一环，所对应进行的群体迁移。2009年，湖北美术学院的师生，在郊区安静的环境，优惠的成本等条件下，开始租住栗庙新村的民房成立工作室。这呈现出艺术工作者进入城中村开始艺术实践的第一阶段，最主要的特征是实践的个体化。同时，艺术工作者这种试图开启美术学院与周边城中村文化联系的行为，为本文论述城中村美术学院异托邦空间中的相关艺术实践，给予了具有改善与启发意义的基点。

2. 魔镜：城中村与美术学院的异托邦空间

湖北美术学院旁边栗庙新村

栗庙新村原本隶属于武汉市江夏区五里界镇，是武汉藏龙岛开发区征地集中搬迁规划的新社区。2009年，由于湖北美术学院正式搬迁到此，学生的出现使得昔日冷僻的村子才渐渐变得热闹起来。

笔者是2010年入学于湖北美术学院的。由于初期居住人数太少，这里的市集与超市一直没有形成规模。刚开始没有公交车，交通工具主要是一种带雨棚的摩托车，出行非常困难。随着进城务工人数比例的增加，村里的宅基地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都处于闲置状态。整个新村基本上还是以流动性或临时性摊贩为主的商业型态作为主导。

之后，随着湖北美术学院的建设发展，村民逐渐改变了务工与务农的生产方式，开始通过修缮宅基地房屋来进行出租或者经商等手段获取收益。同时，迁移后的美院也率先施行扩招政策，来实现“自我供血”。自此，相关的美术培训机构如雨后春笋一般来到周边城中村进行战略转移。每当艺术类校考时期的前一周，许多租住在美院周边的人群会自发组织起来，成为二房东将房间进行短租或者计划经营针对校考艺术生的餐饮生意，所服务的价格往往是之前的数倍之多。种种这些因素，使得城中村中原本物美价廉的租赁空间变得愈发紧张，甚至“一房难求”。

城中村画室

距离学院最近的前排村民顺理成章地将自己的房屋改造成客栈与饭店，这同时也是出租费用最高的一个区域，平均每年涨幅10%至20%不等。随着租金红利的影响，更多的村民受到利益的驱动，开始不断地扩建房屋进行租赁。在2012年，新村开始出现一种将房屋整体打包出租给画室的新型房东。一时间，画室的艺术生群体急剧增长。他们平时与美院学生一起，出入于学院的食堂，偶尔还自发地去进行蹭课与讲座的旁听等活动。我们发现，正是这种商业产业链的形成，引发了人口数量的增多与相关活动空间的减少，大大提高了新村内房屋的租金成本。使得之前最早进入城中村的进行艺术实践的艺术工作者被迫迁移或回归学院，商业空间逐级占据了村落中原本属于创意阶层的实践空间。

正是由于空间供需关系的转变，使美术学院的艺术实践与城中村的商业系统一起，在彼此的链接与交叠中，产生了真实存在而又悖离常态的矛盾魔镜，他们不仅自相冲突，而且彼此互容，这与福柯所提出的异托邦（heterotopias)非常类似。“异托邦空间”代表着现实与虚幻交织的混合状态, 是游走于现实和虚构边界之间的模糊或混沌空间。这两者之间的混沌，增补着美院与城中村随着商业发展所逐渐建立起的一种被异化的利益共生关系。对应其城中村的复兴计划，租赁经济单一的商业结构替代了艺术实践的文化教育开始逐渐渗透，空间价值的最大化仍然占据了主导性的支配地位。由于受到自身建制规划的限制，使得城中村的相关实践已经无法继续进行深化发展。

在2016年，作为高效的房东与冷血的商人，栗庙新村中的不少村民开始在原有三层房屋建筑的上部，继续加盖第四层，停水断电等情况经常发生，甚至引发了非常恶劣的安全事件。不少像我们一样租住其中的美院师生面临“被搬家”。随之而来的新一轮的房租涨价使得绝大多数的艺术工作者不得不考虑去留问题。

同时，在空间上的限制使得大多数画室培训机构最终被迫撤离异化的城中村，拆迁与改建等新的规划政策与社会转型迫在眉睫。凭借着美术学院与城中村中周边彼此相异互容的异托邦空间，这也为美院周边艺术工作者再次进入城中村进行艺术实践提供了一种集体行为的发生路径。

3. 集体行为：相关团体的社会实践

拆迁中的杭州转塘镇

新生的同时总是伴随着消亡。随着种种问题的激化，政府在城中村改建规划的第一步，往往是进行集中拆迁再利用。通过以新补旧的置换手段，来升级扩充美院周边的基础设施与空间条件。在这种拆迁改建，动荡不安的变革环境中，艺术工作者开始切身反思自己的实践与周边社会环境的联系。于是，他们试图通过艺术手段来对城中村进行各个方面的探索。进而，催生出艺术参与的新途径——社会实践。

在此背景下，出现了一些相关团体，如广州小洲村的腾挪空间，北京魏公村的投助站等。其中，投助站是中央民族大学美术学院的老师与学生一起，根据魏公村进行棚改拆迁的现实状况，所建立的一个针对城中村社区艺术方案的互助平台。

2017年，北京海淀区魏公村开始进行集体拆迁。作为海淀区首个大规模棚改征收项目，其征收范围东至光大国信大厦，南至魏公村南街，西至万寿寺东路，北至学院南路，涉及住宅户1300余户。魏公村地处众多大学的中心，南边毗邻中央民族大学、北京舞蹈学院，西边临靠北京外国语大学，北边是北京理工大学，还有紧挨着北理的中国人民大学，东边附近有解放军艺术学院，更远点的北京交通大学等。而值得注意的是，这些大学分别都有相关的艺术类学院建制，甚至于有些本身就是专门的艺术学院。

拆迁中的北京魏公村

不过，魏公村的城中村地缘属性较为特殊，一方面，它并不具备上文所提到的郊区属性。它位于北京的三环内，周围的研究机构与办公单位数量多，密集度高。其相关配套与周边联系紧密，是具备一定发展历史的城中村。但另一方面，周围学院之间缺乏交流活动，讲座宣传信息滞后等，商业乱象并存等，种种情况所反映出的沟通渠道相对闭塞。而这些，都与郊区城中村的美术学院十分类同。

投助站位于魏公村中一所小旅馆的地下，在地缘内隐藏得更为彻底。而他们所进行的主要工作，是将其他学院的科研工作者与美术学院的艺术工作者集合起来完成项目，例如参观周围理工科学院的研究所与实验室，深入社区内部所暗藏的地下环境，还有记录拆迁期间正在发生的奇观性现象等。他们由于空间与其他条件的种种局限性，干脆不做展示。只是作为一座小型中转站，通过在社区周边组织公开的讲座，工作坊，田野调查等，让美术学院的艺术工作者并不囿于自身学院内的限制，同附近其他学院的科研工作者一起集合，交流，互动与沟通。他们开放美术学院的教学空间，邀请居民走进学院，与艺术工作者一起参与彼此感兴趣的相关项目实践，试图让艺术与美院周边的异托邦空间发生更广泛与深入的联系。

中央民族大学美术学院旁边的投助站

一方面，这种学院与学院之间的探索，可以让我们把美院与周边其他学院的学科专业利用艺术连接起来。通过搭建一个跨学科的艺术分享平台，起到一种类似于共享经济的联动作用，这种交流沟通的联系，大大丰富了艺术工作者的艺术探索与文化思考。

另一方面，开展进入城中村周边的社会实践，旨在利用业余创作的民主化推动，从而使周边城中村的居民获取直接参与艺术的机会，增进大众对艺术的感知，探索了艺术实践的活动疆界。城中村居民的反馈，代表了他们作为观众对艺术实践所进行的评价。这种评论的介入，有利于修复美术学院与城中村之间在地缘上原有的艺术文化空白。而这种空白，很可能正是之前导致异托邦空间形成的症结所在。

让我们来进行更深层次的分析，这种强调社会参与的艺术实践，首先代表了一部分艺术工作者的觉醒意识。他们不再仅仅满足于封闭在美院与村落工作室里面的个体艺术实践，而是对应当下城中村拆迁新建的剧变环境，切身反思艺术在城中村内的价值。继而，通过相关项目的开展，作为异托邦空间中特定的填充物，进行彼此连接与交流的窗口。他们选择通过这类参与性强的实践方式，向城中村居民传达艺术观念，标志了部分艺术工作者的艺术实践由个体化向社会实践的转变。

在现有阶段，这种社会实践的探索，不仅仅能为一部分毕业后想要在美术学院周边从事艺术工作相关群体，提供对应的过渡与孵化场所。同时也对我们自身的创作实践，经验积累，思考反刍等相关方面起到一定的裨益。这种基于现实选择下的集体行为，实际上是通过社会进入式的艺术行为参与，重启美术学院与周边城中村之间的文化连接。用艺术化的方式去填补学院与周边村落的异托邦。此类项目的开展，使我们对开辟美术学院周边艺术实践的新场域，建立彼此之间的沟通合作添凭了更多可能性。从而，更好地起到修复美院与城中村社会关系的作用，促进了美院教育在周边地缘上的文化交流。同时，达到改善城中村美术学院异托邦空间现实状况的效果。

4. 结语

归根到底，在现有的美术学院与城中村之间所发生的种种异象，其实都是基于美术学院对周边地缘文化涵化不足的现实反映。异托邦空间的出现，很大程度是源自美院与城中村随着商业发展逐渐建立起一种被异化的利益共生关系，以及美院周边的学生与艺术工作者对于原有乌托邦生活浪漫想象的幻灭。而在将来，无论是美术学院及其周边的建设，还是相关团体的社会实践，都会随着城市现代化的进程逐步深化与展开，并逐渐影响之后的艺术工作者以及相关阶层的形成，决定艺术的社会文化价值。

伴随着行动的逻辑，在当下思考美术学院本体与周边地缘环境的关系，以及如何在城中村开展有效的社会参与实践，怎样通过美院达成周边艺术空白区域的文化供给，艺术是否让周边社会居民对固有观念产生了新的认识等，已经成为我们急需调查考证与进行讨论分析的议题。事实上，美术学院与城中村周边的异托邦空间还在不断形成。其新校区的成立不仅仅只停留在体量与建制上的改变，还应该担当起引导艺术工作者以整体视野开启在地性艺术实践的责任。并通过这种具有针对性与启发性的社会实践参与，进一步去修复美院与周边城中村地缘日益缺席的社会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