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谢主持人，也谢谢各位来听我说！

很荣幸能够参加艺术的讨论，过去曾参加过几次，学到了很多东西，也感觉到艺术人对历史很有兴趣。对我们来说，艺术是一个让人很羡慕的行业，因为可以不那么受学术体制条条框框的控制。我们就不行，离开学校就没钱吃饭了。前段时间有一位学艺术的朋友说，“现在是文化可以挣钱的时候了”。我听了很高兴，不过他补充了一句，“学术还不行”。这虽然让我有些失望，其实也是一种革命性的变化。而近代的革命，就是我今天要讨论的问题。

在历史学界，讨论近代革命是一个比较困难的事情。因为有两位学者，李泽厚和刘再复，曾经提出过“告别革命”的说法。不过他们把要告别的东西界定得很清楚，就是用暴力来更换政权的革命。以前文化大革命的时候，经常要念毛主席的一句话：“革命是暴动，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暴烈的行动”。刘再复和李泽厚的年龄比我要大，估计他们也都背过这些话，或许很自然的就把革命想象成暴力的了。

我今天要谈的革命，跟他们说的不是一个革命。他们那个革命的意思是后人界定的，我今天要讨论的是近代当事人自己思考和表述的革命。从晚清开始的二十世纪，革命是一个被大量使用的常见词，有相当多的表述，意思也很宽泛。除了嘴巴上说的革命，实际改朝换代的革命在二十世纪就有三次，这在全世界可能都非常少见，当然第三世界经常发生革命的所谓“新兴国家”可能不一样。在比较历史悠久一点也较大的国家，在几十年里出现三次改朝换代革命，是非常少见的现象。

对个人来说，这大概也是很难得的遭遇。所以我常说，像胡适和梁漱溟那一代人，身历三次改朝换代，很多东西都天翻地覆，这样的人如果研究历史会非常厉害，因为感觉太不一样了！可是反过来看，那个时代不少读书人甚至可能认为三次革命还不算够，他们觉得革命应该还要进行。

钱穆曾经说过，中国从北伐以后实行的是“在朝革命”，就是当了政还要革命。部分可能因为孙中山去世的时候说了“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须努力”。北伐前后，每个星期都要举行一次“总理纪念周”（这有点倒装句的味道，就是每周举行一次纪念孙中山的仪式），或使这句话成为了一个基本的信条，使革命一直处在一个“进行时”的时态中。用钱先生的话说，就是“政府来革社会的命”。而且那时的在朝革命也是很厉害的，如新生活运动就是要全面改变人的生活，包括改变人的头脑的运动。如果没有日本的侵略，而国民政府成为一个掌握全国的稳定政权，这个运动的进行我们还不知道会怎样。

这样的革命跟一般人心目中的革命是很不一样的，通常革命是指被压在下面的人推翻上面的人，就是下面革上面的命，哪里有上面革下面的命呢？所以这个“革命”实际成了一个对现状的改变，就是要从根本上改变这个国家或者民族的文化，即使是已经当政了还要革命。这是中国近代很重要的一个特色，我今天要和大家讨论的广义大革命就与此相关。

我们过去说到大革命，马上就想到法国大革命，那当然就是杀人很多、很暴力的革命。其实在法国大革命这个说法翻译过来之前，近代中国人就常说大革命。他们说的大革命跟暴力可以没有关系，甚至还特别指非暴力。比如康有为就认为立宪才是大革命，那些革命党人搞的是小革命。他的原话说“革数千年专制之命，比之革一朝之命，其重大逾千万”。所以“言立宪者，大革命也，革数千年国为君有之命；今号革命者，小革命也，仅革一朝一族之命而已”。

那意思，革命党人不过是想改朝换代，想推翻和取代当政者，可是立宪是把帝制整个改变。原来是皇帝的家天下，现在变成人民的天下，皇帝没有什么作用了，不过坐享四川话所说的安逸生活。康有为这个话稍微有点说过了，人家革命派也没说只改朝换代不推翻帝制，他们要实现共和，当然也是要推翻帝制。但是康有为的意思很清楚，要几千年的大变化才算大革命，仅仅改朝换代就是小革命。

另一位可能算我们中国近代史这个学科的创始人叫蒋廷黻，他在北伐后也说得很清楚，他说你们不要一想到革命就以为要杀人放火，更换政权，那不过是小改革。真正大革命是要打倒穷、愚、私，改善人的生活。即与暴力有关的政治变革是小改革，能解决民生问题才是大革命。

尽管蒋廷黻用了“小改革”来对应“大革命”，那对应主要在大和小之上，而改革和革命是作为同义词来使用的。这和康有为的观念也还接近，不过在康有为那儿，“大革命”是和改革或改良相通的，改朝换代的小革命反而不是。而对李泽厚他们来说，改良和革命显然是对立的，至少是充满紧张和冲突的一对概念。现在我们多数人习用的词汇中，改造、改良或改革等等都是不革命的意思，大致与李先生的看法接近。

康有为和蒋廷黻两位的看法不一定就最有代表性，但他们把大革命说得不那么暴力，比较倾向于改革，给我们很重要的提示，也是到现在为止历史学界还不够重视的一个问题：我们现在说的改良也好，改革也好，改造也好，这类词语大部分是从日本传过来的新名词，在中文里缺乏根基，且因其“异域风情”更容易产生不同的理解；而革命反倒是一个旧名词，尽管从那时起人们的理解也越来越靠近从日本转手输入的西方意思了。

有一点是清楚的，像改革、改良、改造这类从日本引进的“外来词”，那时和革命常常是近义词甚或同义词，并不像后来那样对立，更多是一个分享的或者说是一个竞争的关系。现在我们把革命和改良看成是对峙甚至对立的，恐怕是一个后起的认知，以前并不存在，而历史学界的人也常常是从后起的对立思路来认识对当事人来说不存在或很轻微的对立。当然，革命和改良之间确实存在某种紧张，大致也就是一种竞争性的关系。

我们现在常把立宪说成是改良，但改良一词在历史上似乎无根（吴稚晖在清末就明说，“改良”是“中国人近日习惯之名词”），而革命一词则是有根的。有学问的人说话不能于史无据，所以康有为说立宪是大革命，可能感觉更合适。同时我们也要注意，他并不是在我们所说与改良相对的意义上使用革命一词。

对清末民初学问好一点的人来说，有一个与我们现在所说的“改良”相近的词，就是“革政”（但各人的认知和使用也不全一样）。在中国这是一个有依据的词，与经典的解释相关。像章太炎这样有学问的人，就不说改良，也不说改革，而说革政。他后来成了革命党，可是他先前也曾提倡革政，而且是有意识地要用革政来取代革命，就是要以最小的代价来全面改变中国。同样是改变中国，如果推翻朝廷那代价就比较大，如果允许旧政府的存在，比如以立宪等方式来改变，那代价就相对更小。

尤其革命在那时越来越往我们现在说的“狭隘民族主义”方向发展，就是越来越强调反满。在满人当政时反满，当然代价就很大，章太炎最初也是这么认为的。说到民族主义，当时人的概念也和我们现在的不很一样。那时一些中国人的心目中，还有比满汉差别更广的民族主义，就是中国和外国的竞争，特别是黄种人和白种人的竞争。从后一个角度看，中国人和日本人还是一伙的，共同针对着更厉害的白人。在辛亥革命前后，“黄白种争”是一个很重要的讨论。从这个视角看，革政同样是民族主义的，比革命所秉持的民族主义更广义一点。

所以就像上面说的，革政和革命其实是一种竞争的关系。双方的一个重要思想基础，就是怎样能以更小的代价换取中国的全面改变。而在很多方面，革政和革命又是相通的。它们都倾向于用非常规的方式从根本上推翻既存的体系和秩序，只是程度有所不同而已。

例如过去按规定的方式去考试做官，然后当一个青天大老爷，那就是一个原来认可的改变社会的方式。也有人通过写作来澄清天下（以前的天下士是以澄清天下为己任的），这个澄清天下通常采取的是一种所谓得君行道的取向，就是在不跟皇帝作对的情况下，让皇帝接受你的办法，然后实行我们现在说的改革。戊戌维新期间康有为走的就是这条路，当然他们是所谓“两条腿走路”，康有为在北京尝试得君行道，天天和光绪皇帝在那儿计划推动改革；而他的学生梁启超在湖南办学校，教育下面的读书人准备自下而上地推动各种改变。

那个时候湖南学生的思想解放程度比我们现在想象的要更大，充满各种非常具有革命性的思考，常有刚才我说的用非常规的办法彻底改变现状的创新性思维。梁启超的一个学生甚至提出，我们现在那么羡慕白人，解决这个问题其实很简单，一代人或最多两代人就可以解决。那就是让中国的男生全部娶白人女生，中国的女生全部嫁给白人男生，他们的孩子就没有什么黄白之分了。最多两代人，就大家都一样，这个世界就此翻转，从此什么文化竞争也都不存在了。那实在是一种非常不得了的思想解放，导致湖南当地的很多读书人出来反对改革。一些后来被我们的研究者列为保守派的人，其实此前是比较趋新的，也参与创办轮船公司什么的。可是听说要换种，就觉得太可怕，于是站出来反对了。

进入二十世纪，就是清末最后十年的时候，革命已经成为一个比较流行的文化。革命党起初影响有限，像孙文这样的人在那时是比较不入流的，他的名字就被写成孙汶，加三点水表示贬义，就是以盗寇视之。直到像章太炎、刘师培这些那一代人里最好的学者也参加了革命党，革命党在读书人中的地位立刻就提高了至少百倍，整体改变了革命党的形象，造成真正的大转变。连这样的读书人都肯去参加革命党，本身也提示出革命取向的广泛流行。

那时候大家都想要彻底改变中国，革命成为一个选项，也是大家讨论的话题。梁启超还专门写了一篇文章解释革命的文章，说日本人没文化，把revolution翻译成中文的“革命”，其实翻译成“变革”更好。因为英文revolution的本义就是从根上翻过来的大旋转。我们现在一般所说的革命，其实是revolution的第二个意思，第一个意思的确是天文学里的那种大翻转。梁启超认为这不应该译成革命，说革命第一容易遭受误会，例如朝廷就要误会，第二也可能影响中外的竞争，如果说变革就各方面都比较容易接受些。

辛亥革命成功之后，康有为和梁启超都反复强调说我们当年其实和他们革命党的基本态度是一样的。后来很多研究者认为他们这么说是想分享革命果实，但除了要推翻政权和否定满人统治的正当性以外，康、梁等人的主张在根子上确实是和革命党差不多的，他们都是要彻底改变中国。反过来看那时的革命党人吴稚晖，在这方面的思想可能比梁启超还要温和些，他曾赞赏与改良同义的革命（从字面义看，改良的意思就是不仅要改，还要改得好），而反对“有破坏而无建设”的“无意识暴动”。

被后人视为不革命的梁启超更强调革命的破坏性，而真革命党吴稚晖则愿意接受一个温和的革命。这个现象揭示出那个时代的人对革命和改良（或改革）的认识，跟李泽厚、刘再复先生和现在学术界的一些人的想法是很不一样的。后来梁启超、李大钊和毛泽东都曾经向往和主张过不流血的革命，他们其实了解革命是一个有着巨大破坏力的事情，通常要流血，但认为最好是能够不流血。不过至少李大钊和毛泽东很快就转变了态度，投入了流血的革命。

五四前后中国共产党创始期间，是一个变化非常快的阶段。中国读书人的激进化速度也非常快，有些人前两天还很温和，不久就成了主张武装斗争的革命党人。陈独秀在1919年还说要拿英美作榜样，而且是要学习杜威（John Dewey）的哲学，时隔一年他就创建了我党。

又如像张东荪，一般不认为是很革命的人，其实他也曾参与中国共产党的创始工作。但在这过程中他陪罗素去湖南演讲，沿途在火车上看到了从上海到湖南的状况，回去他就退出了共产党的创建工作。那时的人可能对马克思主义更熟悉，而对列宁主义不够了解。马克思主义认为社会主义是在资本主义高度发展之后的事，而列宁主义则提出了可以在资本主义体系的薄弱之处发动革命。张东荪大概是据马克思主义思考的，他觉得中国人穷得一塌糊涂，连最起码的生活基础都没有，缺乏搞社会主义的条件，所以他就退出了。

张东荪这种人大概就是我们现在说的从学校到学校的人，虽然他也出过国，至少到过日本，可是不太了解中国城市之外普遍的状况，所以看到内地的状况就大受刺激。刚才我说了那是一个变化非常快的时代，张东荪尽管退出了中国共产党的创建，他仍然在思考革命，并提出了一个重要的观点，主张大家应该各自革命，就是把一个大的革命分成很多小的革命。他的观念与前面我说的近于改良的大革命比较相通，以为中国应有一个大革命，可是这个大革命是可以分隔的，应分隔到各个区域、各个行业以至于每个人。例如四川的人就革四川的命，湖南人就革湖南的命，搞经济的就革经济的命，你们搞艺术的就革艺术的命。

后来到1948年，张东荪又提出一个很重要的见解，即中国的革命是一个发展中的事情，是一个大的革命分成了几个阶段来进行，其实还没有完成。不过这样问题也出来了，如果革命是一个进行中的长期过程，不但可以分隔到各个空间、领域或者个人，也可以划分到不同的时间。那么这样一个进行中的长程革命，还是不是一个划时代的事情呢？

一般情形下，革命前后是不一样的时代，革命应该就是划时代的。从这个角度看，清末的改革就已经是一个划时代的革命性举动。不过从清末新政的当时开始，到后来的研究者，不少人一直都比较怀疑朝廷改革的诚意（现在仍是怀疑的人更多），其实有点冤枉他们。我以为清廷至少最后几年的改革是非常认真的。当时提出的立宪是有时间表的，如果立宪了，第一皇帝不再管政治，第二就要选举，而选举是按人口比例进行的。满人一共才几百万，规则再优惠也选不出几个人。所以一选举，满人的整体统治也没多大希望了。做出这样的决策，是需要下很大决心的。如果说他们是欺骗，那这个欺骗的代价也太大了。

实际上，晚清立宪定的国会召开日期是1913年，那时国会大楼的修建都已经开始了。辛亥革命之后，反而到1915年才开国会，而且没多久就被废除了。历史当然不能假如，但假如没有辛亥革命（辛亥爆发的事本有较大的偶然性），也许中国在1913年就开国会了，改革也可能进一步推动了。

不管怎么说，革命不一定是政治的，和所谓的改良不那么冲突，且不必是一次性的；它可以分解到多个时段、各个领域，并积少成多，以成其“大”。这样的革命，就是近代很多读书人一直憧憬的大革命。

我们对以前读书人的理解其实不那么充分，那时候的读书人往往比较激进。因为他们都觉得中国在这个世界上的地位非常差，很想有一个根本的改变，而这样的改变只能采取非常规的方式。这是很多人向往革命的一个重要背景，因为常规的方式不太能够全面改变中国。

正因革命之“大”像上面所说的那样，它造成的改变可能探及根本，导致天崩地裂的文化大转换。在这个意义上言，即使“大革命”也仍然可以是划时代的。

如果我们把辛亥革命视作一个象征，涵盖此前的改革，它就把帝制以及帝制后面支撑的整个文化都改变了。在辛亥革命前后十多年的时间里，中国至少出现了五六种重要的变化——都是要用“千年”来作计量单位的大变。一是帝制变成了共和，那是最少三四千年千年的大转变。另一个很大的改革，就是废除科举制，改变了至少实行一千多年的考试制度。其他还有一些相对隐性的，如经典没有了（不是说经书在物质上不存在了，而是它不再作为经典存在；经典是要指导政治、指导人生、指导整个社会，这样的一种经书已不再存在，那经典也就没有了）。还有一个现在还直接影响我们大家的重大改变，就是新文化运动推出的白话文。这是辛亥革命十多年后的事，也是五四新文化运动遗留下来的唯一实质性改变，其他的，如当时人口中的德先生和赛先生（民主和科学），影响就相对空一些。

这些改变都是用千年为计量单位，基本上在一二十年间出现，应当就是划时代的变化。从那以后，我们的生活就大不同了。在经历了这样多方面的“改朝换代”之后，你不得不承认世界已经不一样了。

当然，这到底是一个还在发展的时代还是一个已经定型的时代，还可以讨论。如果按照张东荪的说法，革命是一个长时间的过程，那么它可能还在进行，我们现在就在革命中生活。例如我们说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那就不只是中国，简直是人类历史上的新创造。也许全世界现在都处在一个发生根本变化的过程中，我们中国只不过是在中间的一部分，但这发生了很多别处没有的变化。所以这个近代的大革命可能现在还在影响我们，还没有结束，还有其他各种各样的可能。

这就是我今天跟大家分享的，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