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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ooked on a feeling (high on believing)

文/瞿畅

1. 在一起

“在那些绝佳的政治行动和示威中,你会有一种类似爱情的感觉,(我)正是意在理论化这种感觉,我们可以暂且将之称为‘政治行动中可感的集体触动”。(Michael Hardt, 《共同體》)

在他们被称为21世纪版共产党宣言的政治学着作《帝国》三部曲中,Michael Hardt和Antonio Negri对爱作为一个有效的政治概念进行了一定篇幅的讨论。集体共凝的情绪,即一种爱情,被Michael Hardt作为一种政治的可能性展开探索。需要强调的是,在Hardt看来,这种爱并非指向我们熟悉的“私人情感”(虽说没有绝对的私人情感),而是一种建立在“诸众”之上的,愉悦的,超于分歧、异见和不同个体的爱(love of difference),因为虽然“爱被严重地驯化、商业化,它还从未完全被资本主义的帝国所捕获”。

在三亚的那一场展览前,我们几个人数不断递增的“观察员”和十几个不断在布展和讨论间轮替的艺术家在海岛的包围下共处了十余日——像《十日谈》一样,每晚和不同的人,聊不同的事,白天再回到我们被这些事所定义的工作里。策展人刘畑引用的“前提”——“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所有人自由发展的前提(《共产党宣言》)”,与作为政治能量的“爱”,以及我们在三亚是多日的共处因此不免有了不少情绪和经验的连接。

三亚回来以后,我一直欠稿不交,为此努力地找补了一个勉强合理地借口——当温情的感受慢慢消退,事情似乎开始觉得缺乏一些切实的落脚之处了——我除了能描述艺术家们的创作、重复一些人说的话,还能基于这十几日想些什么。

十二月末在香港大馆书展的短聚中,和三亚时的室友梦莎聊到观察员们文章里充盈的情感——几乎是每一个人,都或多或少地将文字记录铺撒在了一个十分温柔地河床上(我也不例外)。可以肯定的是我们共享的情感经历,它包含每个晚上在酒店四周、城市某处的聚会,包含酒精、饭菜、投影机光影甚至是彻底黑暗的聆听和交谈,包含亚龙湾边麦当劳里的数个宵夜、展厅里闲散或紧张的聊天、迅速或缓慢的意见交换,包含泳池里、沙滩边、乱七八糟的餐厅里、夜里莫名其妙有牛群的马路旁——在一起当然是温柔而细碎的,是零零散散的记忆漫布,但最好不要拼织成什么,这是它的迷人之处 。

同时,我想象在一起也必然是激进的,正如情绪——共同的情绪——常常是革命的 。我们由相识或不相识的个体组成既松散又亲密的群体,在私人和公共之间的地带测试对公共的讨论、对自我的解剖、对问题及事件的共议——和朱建林聊了如何共同工作(以及围着一台投影机的共同工作)、听李继忠整理一段自己土地的被殖民史、和冯冰伊分享各自经验里的亲情考验、听冯骏原从“控制论”的历史讲到到它的当代现实、在群体的讨论里分享反科技监控的经验和社会生活的互救……它们都是让我情绪汹涌(或喜或怒)的时刻,但是——

 

2. 但是

——但是在我们涉及着公共和半公共空间的相处中,也有自我欺骗式的聆听、本能的回避、被姿态和语言包裹地难以靠近真实的表达、令人略有些错愕的冷漠和更令人错愕的机会主义……我们也或许会在深夜里、更私人的谈话里怀疑这种共处的有效性、思忖什么样的共处又才能更好地包容和打开互相的怀疑、各自的心事。

在一起也总是易被时间洗刷的,所以常常被归类为小情小爱、被定义为没有公共性的共处关系。

在一起也常常是危险的,一如Hardt举例的反面(“bad love”),由物种、 性别、种族、阶级、国族、利益等等分类法所圈出的“群体”已然作为一种强大的“政治能量”冲撞着我们的现实。在一起让我们忘记他者和他们的历史,在一起给我们许多安全感和保守心态,在一起使我们对“我们”的概念也感到模煳、也成为愚昧。Eleanor Wilkinson在一篇回应Hardt的文章中也谈论了“共性”、“集体喜悦”背后的危险,因为正是那些被隐形的、被排除在这种精神共振以外的,才构成对“群体”最切实的诊断。这些共处中的“非法情绪”(outlaw)才挑动和揭示着群体的边界和缝隙。因此,跨越差异的、爱的聚集时常不能积聚并扩张我们的能量,而相反在损耗这种潜能。Wilkinson也因此发问,如果相遇与聚集总是愉悦的,那么愤怒、苦痛、羞耻和罪恶应该放在哪里被讨论?

 

3. 还是要在一起

在一个吃东山羊火锅的嘈杂大排档里,刘畑曾经试图用一个指代词来总结我们正在一起测试的“在一起”——它的松散与连接、自由与有力——“集体”当然不好,“群体“还是太过紧密、“共同体”好像不错但又不免想到“民族”……或许因为总没找到最到位的指代,我也忘了最后他决定用的是哪个词了。但在一起就是这么模煳,语调稍稍一偏,就彻底变味了。

在Wilkinson看来,我们必须接受的一个前提是,“在一起”是痛苦的、甚至是自毁的。因为要不断打破彼此认识的限制和各自稳固的身份,要不断投向知识和彼此的经验,要不断重建彼此的语言,与此同时也需要不断地互相挑战和质疑。她引用德里达对“无条件的好客”(unconditional hospitality)的描述,“(它需要)你放弃对自己空间、自己家、自己国家的主宰,这是难以承受的”——放在难民与劳工流动、保守主义在权利的煽动下不断爆发的此刻,痛苦更是“在一起”的前提。

但是即便它的陷阱、危险和伤害,我想,还是要在一起的。因为“在一起”似乎已经构成了这个特定时代的需要,用以回应(同时也揭示)的我们面对的问题,以及无助、失望、愤怒、痛苦等等“坏情绪”。当下,在无论艺术行业还是社会空间,聚集和聚集的渴望都愈发可见,而我们打开自己、寻找方向的需要亦愈发迫切——去了解更多、知道更多、行动更多。对我来说,虽然三亚的共处仍旧更像是夏令营式的短期派对,它仍旧是真挚的、对“在一起”的实验,是透过试验它的种种“有情”和“怀疑”所展开的,对“在一起”中的凝聚与壁垒、喜悦与沮丧的深思。

从三亚回到香港,我收到梁志刚发来的一篇文章,内容和他许多探索群体运动和共同工作的实践相关,梳理着世界各地的行动和策略,包括法国抵抗土地开发的佔领策略Zone to Defend(抵抗区)、香港新界东北马屎埔村民在2016年的佔领运动、日本东京宫下公园中的种植佔领、印度孟买反对Aarey森林铁路项目的运动,等等。其中,他引用了人类学家Anna Lowenhaupt Tsing的一段关于如何聚集文段,它虽然无法在简单的两句话里回答关于“在一起”的诸多複杂性,仍旧让我深深感动:

“如何可以使聚集成为‘发生’,成为大于其总体能量的蜕变?其中一个答案是感染。因为相互的际遇,我们都被彼此所感染——当我们擦身而过时,我们已然改变了彼此。伴随着这些感染对世界的改变,一个共同的世界、一些新的方向,或许会就此产生。”(Anna Lowenhaupt Tsing, 《世界末日的蘑菇:资本主义废墟中的生命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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