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般认为，资本主义的“人性”是自私贪婪（“占有式个人主义”）和急功近利（雷蒙·威廉斯给出一个形象的隐喻：阶梯¹⁾1

见雷蒙威廉斯：《文化与社会》，高晓玲译，长春：吉林出版集团有限公司，2011年，第342页。，顺着梯子往上爬的同时也要把其他人给踢下去，另外还有一个更形象的说法，“人对人是狼”），但这两种特性都并非为资本主义社会所特有，而是阶级社会所共有的。如果说存在一种特别的资本主义“人性”或精神，那这种特性在前资本主义社会或后资本主义社会都不应该存在。

本文将指出，资本主义“人性”就是绝大多数劳动者在理性的资本主义劳动组织中被塑造出的社会性格，如吃苦耐劳、争分夺秒等，而这个塑造过程却是漫长曲折的。如果我们尝试去想象不一样的世界和生活方式，那么我们必须质疑这种生产性人格。

一.生产性主体与资本主义“人性”

现代人由三种身体所构成：生物性身体，社会性身体，以及生产性身体（productive body）。生物性身体是不具有社会意义的身体装置，是单纯实现人的自我再生产职能的身体，而社会性身体指的是通过社会纽带所联结的身体集合，或者社会中呈现的身体。这是所有社会的人都具有的两种身体。生产性身体则是在现代工业资本主义社会中才出现的，其“生产性”是资本主义生产组织所培训出来的。所谓生产性，意味着劳动者主动提高自己的劳动生产率，创造出尽可能多的剩余价值，用日常语言来说，就是劳动者要竭尽全力让自己有用，有价值。因为生产性身体虽然在形式上属于劳动者，但实际上被资本组织并且从属于资本的。
生产性身体出现于劳动者和自己劳动力分离之时，也就是现代资本主义出现之初。现代资本主义出现的重要前提是原始积累，因为它造就了“双重自由的劳动者”：一方面，农民从原本的土地、村社中解放出来，变得自由了；另一方面，他们失去了生活来源，又“自由得一无所有”。因此他们只能出卖劳动力。出卖劳动力的行为导致了生产性身体的出现。为什么这么说呢？
自由劳动者的劳动力是一种特殊的商品。资本家购买劳动力，就要付出一定的工资，这是所谓的劳动力价格。资本家在购买劳动力之后要进行生产性消费，也就是说要利用劳动力创造出一个超过工资的剩余额，也就是剩余价值。如果劳动力不能为资本家创造出剩余价值，那资本家是不会做这笔买卖的。在资本主义生产社会中，绝大多数人都要通过出卖自己的劳动力来获得生活资料，来维持生计。也就是说，他们必须能够为资本家创造出剩余价值，即具有生产性，才能被允许活下去。
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资本家是为了剩余价值或利润而生产，因此在竞争的压力下，资本家除了延长劳动时间之外，还会有不断革新生产方式的冲动，以提高劳动生产率，即让劳动者更具生产性，从而攫取绝对剩余价值和相对剩余价值。就攫取相对剩余价值而言，资本必须对劳动力进行组织改造，这就要求劳动者与其劳动力相分离。这时神奇的事情发生了：如果说在前资本主义社会，生产性身体内嵌在社会性和生物性身体，那么在资本主义社会，生产性身体从劳动者身上“脱嵌”了。劳动者似乎有了一个独立的生产性身体。
当劳动者将劳动力出卖（其实是出租，例如一天出租8-16小时不等，我们假定是10小时）给资本家并跟随后者进入生产场所之后，资本家就垄断了那10小时内劳动力的使用权。劳动力（Arbeitskraft, labor-power）是一种特殊的存在，在没有生产资料的劳动者那里，它只是一种空洞的可能性，如果无人雇佣，拥有劳动力的劳动者也“英雄无用武之地”，可能会被饿死；一旦被资本家据为己有，劳动力变成一种劳动能力（Arbeitsvermӧgen, labor capacity），这种能力可以为资本家提供一定的剩余劳动量，量的大小全看资本家的组织管理能力。这时个人的劳动力不再属于原本拥有它的劳动者，而是成为一种社会劳动力，为资本所捕获。这10个小时内的劳动者的身体就成为被资本所独占的生产性身体，由资本根据利润最大化原则进行管理。这个生产性身体成为可随意切割、组合、塑造的存在，因为他已不属于劳动者，而是从属于资本。这时个人的劳动与个人无关，而是成为被资本所组织和占有的社会劳动，其力量就表现为社会性的生产性力量。
为了让生产能够顺利进行并保证剩余价值的最大化，生产性身体的物质载体即劳动者要表现出某些社会性格，也就是说劳动者要成为生产性主体。这意味着：人类原料变成生产性-形式，人类的身体成为纯粹的工作机器，将满足资本增殖的需求作为首要目标。社会性身体及其背后的公民身份变得愈发无关紧要。因此，资本主义“人性”就必须表现为：勤劳、规律的劳动习惯（时间利用最优化），自我克制的生活习惯（卫生、有条理、不酗酒等），从而让劳动者的生物性身体保持健康状态，不至于影响到生产性身体的运作。与生产性身体的出现相对应的，是对懒惰和无所事事的谴责，是对工人阶级各种不良习性的矫正。
对于资本主义的萌芽和发展来说，原始积累及其所“解放”出来的“自由人”固然重要，将“自由人”塑造为生产性主体，让其习得资本主义“人性”也非常关键。正如弗洛姆所说，强迫自己去劳动、厉行节俭、甘愿把自己的生命当成他人达到目的的工具、禁欲主义以及强迫性的义务感，已经成了资本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没有它们，现代经济与社会的发展是无法想象的。这是资本主义发展所需要的内在强制，也是生产性主体的所必备的性格。
我们接下来就要看生产性主体是如何被塑造出来的，这就涉及到了规训/纪律问题。

规训/纪律与生产性主体

韦伯所说的“资本主义精神”很容易为新兴资产阶级所接受，但让工人阶级接受理性的劳动组织，将自己转变为生产性主体，却并不容易。韦伯也认识到这个问题，他用传统主义的劳动态度来指代前资本主义社会劳动者的“人性”：人们并非“天生”就想要赚得越多越好，而是想单纯地过活，过他们所习惯的生活，而且只要赚到足以应付这样的生活就好。无论何处，举凡近代资本主义开始借着提升人类劳动强度以提振其“生产率”时，总会遭遇前资本主义劳动的这种鲜明特性层出不穷的顽强反抗，而且时至今日，近代资本主义所要面对的劳动阶层愈是“落后”（从资本主义的观点来看），其遭遇的顽抗也就愈强。
我们可以从多个历史场景中看到“落后”的劳动态度对资本主义的抵抗，如先发的工业资本主义国家，后发的工业资本主义国家，以及当下尚未工业化的非洲地区。
伴随着工业资本主义的出现，塑造资本主义“人性”成为关键任务，不能习得这种社会性格的劳动者就会被视为懒惰的，低劣的。而要确立资本主义“人性”，制造出生产性主体，就需要资本主义诸多机构权力技术的作用，其中最为重要的机构有监狱、工厂、教会、学校和军营等。这种生产性主体的塑造并非一朝一夕就能完成，可以说从15世纪开始一直延续到19甚至20世纪。
原始积累“解放”出了大量的自由人，这些人来到城市之后不一定会找到工作，就算找到工作也不会像今天的工人那样训练有素、遵章守纪。因此马克思指出，这些突然被抛出惯常生活轨道的人，也不可能一下子就适应新状态的纪律。他们大批地沦为乞丐、盗贼、流浪者，因此，15世纪末和整个16世纪，西欧各国都颁布了惩治流浪者的血腥法律。福柯考察了当时在西欧出现的各种禁闭机构后指出：“监禁之所以必要，乃是来自于人必须工作的要求。”
虽然最早的监禁机构在1575年的英国就已出现——其目的是“惩罚流浪汉和协助穷人”，防止穷人拒绝工作，但是真正起到规训穷人作用的监禁机构要属1596年在阿姆斯特丹创建的劳教所——拉斯普惠斯（Rasphuis）。17世纪的劳教所，不是为了关押重刑犯，而是为了让乞丐、穷人、妓女、游手好闲者、流浪汉能自食其力，不再惹是生非，成为有德之人。劳教所是一个理念。在统治者眼里，淫乱必须要用劳教所来治理，教育手段是“劳作和殴打，上课和心灵辅导”。类似的机构如贫民习艺所（workhouse）在英国和其他欧洲国家出现，其中也包括天主教的法国。这是羁押贫民的机构，也被称为“穷人的巴士底狱”。正如有论者所指出的，贫民习艺所并非真正的生产场所，而是灌输生产纪律的场所。就这个功能而言，贫民习艺所是现代监狱和工厂的前身，它们的目的都是对劳动力进行规训，灌输生产纪律，从而塑造出生产性主体。
另外，那些没有被关进禁闭所、选择继续流浪的人也要受到各种各样的惩罚，如鞭打、烙印、酷刑，被迫习惯于雇佣劳动制度所必需的纪律。如此一来，那些在社会上流浪的人迫于形势，就不得不立即接受市场所提供的工作。我们可以看到，清教伦理和工作伦理起作用的方式，绝非简单的宣传灌输，而是要通过各种各样的惩罚和规训而在人的身体上得到确立。
福柯在1970年代的作品中，重点考察的就是18世纪监狱机构与工厂机构的同构性，其中最为关键的就是规训性权力。在福柯看来，18世纪社会的目标是“建立劳动力，其工作是确立纪律或习惯。……从18世纪开始，繁多、精密、特殊的机构不停地制造纪律、规定强制力，使人们养成一些习惯。”这些习惯就是生产性主体所应该拥有的社会性格。正如福柯所说，以资本积累为特征的经济结构即资本主义具有把个人劳动力转化为生产力的属性。这就是要求将劳动者的生物性身体塑造为生产性身体，即驯顺的同时又能够创造尽可能多的剩余价值的（勤劳、自律的）主体。
在工厂内部，资本家通过各种各样的手段，如打卡、工作时间记录卡、罚款、金钱刺激等，来强化时间纪律，让工人养成尊重和节约时间的习惯。
但规训性权力对劳动者的驯化并没有完成。在18世纪末又出现了福柯所指认的生命权力，这种针对人口的权力，它和微观的规训性权力共同作用，意在持续生产出更为合格有用的生产性身体。这能够说明19世纪的工人阶级已经得到彻底驯化了吗？
显然不是。规训/纪律在19世纪并没有失去其相关性。以工业革命时期的英国为例，这种规训/纪律主要通过教会尤其是卫斯理教会而得到灌输。虽然说继承加尔文主义的清教徒运动在16、17世纪的英国起到了重要作用，并且在很大程度上重塑了英国的“国民性”，但据爱德华·汤普森的考证，真正对塑造英国新兴阶级即工人阶级起到关键作用的是18世纪出现的卫斯理宗。这个基督教宗派的出现完美地契合了工业革命对于大规模驯服劳动力的需要，真正改变了英国的主体即工人阶级的心灵，将劳动纪律和对劳动的热爱铭刻在他们的心上。
为了确立劳动纪律和时间纪律，卫斯理宗强调“在生活的每个方面都养成遵守纪律的习惯。最重要的是，劳动本身有上帝恩典的明显征兆，劳动不应该是出于别的动机，而是‘一种纯粹的美德之举’。”另外，卫斯理宗的宗教仪式能够起到“净化”作用，让信众的激情在礼拜日得到宣泄，这样他们在工作日就能全情投入工作。另外，因为教会不再保障救赎，只有勤勉劳动才能获得拯救，因此信众-劳动者每年、每月、每天、每小时都要保持清醒与勤勉的状态。这就是汤普森所说的“十字架的转化力”：“看得明白的是，在1780年至1830年之间发生了许多重大的变化。‘平均的’英国工人变得更守纪律，更加顺从于‘时钟’的生产步调，较为谨慎，较为循规蹈矩；不那么粗暴，不那么随心所欲、反复无常了。”
由此，现代时间纪律和劳动纪律终于得到确立，生产性主体基本成型。

去生产性的主体与人的潜能

既然生产性主体是被系统地生产出来的，是资本主义发展的主观前提，那么，当我们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提出质疑时，就不能不去质疑生产性身体和生产性主体，以及与劳动习惯相关的勤劳、自律等资本主义“人性”。
福柯正是认识到生产性劳动和生产性身体是资本主义权力技术尤其是规训性权力所制造出来的，所以才否定黑格尔主义的看法，即劳动是人的本质。在福柯看来，“人类的时间和生活在本质上并不是劳动，而是乐趣、快乐、休息、需求、瞬间、偶然、暴力等。”
阿甘本基于对亚里士多德的解读，也提出“我们应该搁置对劳动和生产的强调”，转而去关注无作（inoperosità,inoeprativity, inactivity）或闲散（désoeuvrement, idleness），因为闲散和无作规定了人的本质。在阿甘本，闲散和无所事事并不是单纯的游手好闲，而是一种活动，这种活动的功能是让先前的活动停止下来，让人不再发挥作用或者行使功能，从而让人处于无限的可能之中。
阿甘本的解读基于亚里士多德对人的特有活动的论述即著名的“功能论证”。亚氏论述了吹笛手、雕塑家或任何一个工匠的特定的工作或功能（ergon），另外，人的器官如眼睛和鼻子也都有特定的功能，然后追问人是否也有某种特定的工作/功能。对此亚氏的回答是，人“生来没有工作（argos）”。虽然亚里士多德在接下来的论述否定了这一点，即人作为人也有其工作，那就是符合理性的实践活动——在亚氏那里，实践活动特指专属于人的伦理实践和政治实践。但阿甘本对后一点视而不见，单独拈出“没有工作”来作为自己的立论基础——人的本质在于无作，这可以说是其政治学的根本。
另外，阿甘本还有一个问题没有解决：人和作为工匠的吹笛手、木匠、鞋匠有何关系？
综观亚氏的著作，我们可以指出，在亚里士多德那里，“人”其实属于贵族阶层，他们只需要从事符合理性的实践和沉思活动，因此是没有特定工作或功能的，因为工作和功能专属于从事制作活动的工匠。工匠的制作活动本身并没有德性或者善可言，其唯一的德性就是生产出好的产品。在古希腊思想中，好的产品就是目的，而生产过程和工匠无关紧要。因此，即便是像菲迪亚斯这样伟大的雕塑家也不会得到人们的敬重，人们敬重的只是他的雕塑作品。另一方面，一个产品的好坏不是取决于生产者，而是取决于使用者的判断，这个使用者就是自由的人。在亚氏看来，普通公民即自由的农民和工匠因为为他人生产产品，缺乏闲暇，所以不可能成为合格的公民。
阿甘本将“人”的概念普遍化，并且用无作的潜能问题取代了亚氏理性的理性实现活动的问题。在阿甘本看来，关键在于去维持不去做、不去发挥作用的潜能，而非让潜能得到实现，这样才可以真正对现实的秩序起到挑战作用。
阿甘本和福柯的论述具有一定合理性，那就是认识到资本主义下的生产性劳动的确不是人的本质，人应该维持不去成为生产性主体的潜能，不让自己的生产能力被资本捕获，在资本增殖过程中发挥作用。阿甘本所说的无作就是不发挥作用。但归根结底，这只是一种消极的反抗，就像阿甘本所分析的巴特尔比——“我宁愿不”的政治不可能成为积极的政治。
积极的反抗应该是对劳动力所蕴含的劳动能力的积极建构，我们可以回到亚氏。在亚氏那里，制作或者劳动是必然性的，是奴性的，因此是没有自由可言的。奴隶也好，自由工匠也好，都是名副其实的“工具人”，他们的“善”就在于生产出有用的产品。这就决定了在这样一个社会里，总有人是不自由的，是“非人”。
黑格尔在哲学上扭转了这种观点。自主的劳动-实践是人类本质的实现，是人的自我塑造与自我表达的重要途径。如果我们要追求一种后资本主义“人性”，那这种人性必然要“去（去除之意）生产性”，要逐步摆脱资本主义的规训与纪律。那时，人的本质并不是没有工作，而是从事在量上有限的工作，并且要破除劳动分工，例如让人既从事脑力劳动也从事体力劳动，每天从事两至三项工作。在工作过程中，让直接生产者拥有更多的参政议政权，从而在生产场所也能感受到自由自主。另外，在缩短劳动时间从而增加自由时间的同时，弱化“争分夺秒”的意识，有意识地去培养“操持”闲暇的潜能：“我们当再一次重复确认我们全部生活的目的应是操持闲暇。” 闲暇与学习与训练是紧密相关的，相当于我们今天的博雅教育（liberal education）：这是自由人所接受的教育。在亚里士多德那里，博雅教育的代表是能够培养理性的音乐和热爱智慧的哲学。因此，操持闲暇需要付出努力和紧张的思考，需要投入时间、精力和技能，在某种意义上它和我所说的“去生产的劳动”是同质的，两者都是自由人的潜能的发挥。
总之，后资本主义意味着消灭生产性身体，在进行合理生产的前提下，让生产过程成为自由自主的过程，同时也让闲暇时间成为塑造人的多重潜能的时间，让人拥有自由自主塑造自己的能力。那时与资本主义“人性”相关的勤劳、争分夺秒、自我克制等品格将不再重要，我们也将发展出新的社会性格。